第 7 章 宝安见闻

长途客车在宝安县汽车站门口停了下来。

说是汽车站，其实就是一栋两层的旧楼，灰扑扑的水泥墙面刷着一行红字——“宝安县汽车站”，字体方正，已经有些褪色了。

售票窗口在楼下，候车厅不大，几排木头长椅靠着墙，地上散落着烟头和瓜子壳。

车门打开的时候，周秉文拎着挎包从车上跳下来，脚踩在水泥地面上，膝盖因为坐得太久微微发酸。

他站在汽车站门口，往四周看了看。

这就是宝安。

一点也看不出未来深圳的样子。

宝安县城的街道比他想象中还要窄。

正对着汽车站的是一条东西向的马路，路面是水泥的，不算宽，两辆卡车并排走就占满了。

路两边是低矮的骑楼，青砖墙面，一楼的铺面开着门，卖日用百货的、修钟表的、卖早点的，招牌都很旧了，木头的，油漆剥落得厉害。

街上的人不多，骑自行车的偶尔叮铃铃地按着铃铛从路中间穿过去，行人往两边让一让。

远处有几个穿蓝布工装的人蹲在路边吃早饭，手里端着搪瓷缸，热气从缸口冒出来，在清晨的空气里散成白雾。

周秉文背着挎包沿着人民路往前走。

阳光从骑楼的屋檐斜照下来，在地上切成明暗相间的长条。

他走得不快，一面走一面打量这座边陲小城。

未来一个老人将在这里画个圈。

这个普普通通的小城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原来这些变化他只是在路边旁观。

这一世，他要参与进去。

想着未来作为大亨，衣锦还乡的景象，他的嘴角不禁微微翘起。

人民路走到头是解放路，两条路交叉的地方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十字街口，那里算是县城最热闹的地方了。

再往前走一段，他看见了深圳戏院——那是一座方正的三层建筑，外立面刷着米黄色的涂料，门楣上方有一排大字：“宝安县深圳戏院”。

这让他愣了一下，原来深圳两个字不是以后才有的？

戏院大门两侧贴着海报，红纸黑字写着样板戏的名字。

周秉文在戏院门口站了一会儿，这些建筑后来大多拆了、改了、换了模样，而此刻它们都还是崭新的。

旁边不远就是邮局，拐过邮电局，他在一条横街上看见了墙上的标语。白灰墙面上刷着红漆大字：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“备战备荒为人民”。

字很大，隔老远就能看见。

街角电线杆上贴着几张大字报，纸已经发黄了，边角被风吹得卷起来，露出下面的浆糊印子。

街上不时有人迎面走过来。

一个推着板车卖菜的老农光着脚踩在水泥路面上，板车上堆着一把把扎好的通心菜，菜叶上还带着水珠。

不是去卖的，而是交公。

种的菜，最新鲜的要交公。杀的年猪，最好的部分要交公。

两个穿军便服的年轻人骑着自行车从旁边过去，车后座上绑着铝制饭盒，大概是去厂里上班的。

一个背着书包的小男孩从巷子里跑出来，手里攥着半个馒头，边跑边啃，撞在一个推自行车的叔叔腿上，那人只是笑着骂了一句“细路仔睇路”，拍了拍裤腿就走了。

周秉文在这些人和物之间穿行，挎包的带子勒在肩上，不紧不松。

他尽量让自己的步子看起来不慌不忙——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，背着军绿挎包走在宝安县的街上，没什么不正常的。

但他知道，任何一双眼睛多看他几秒，他都得绷紧后脊梁。

他走到一个巷口，看见一个蹲在门槛上抽烟的老头，便凑上去问了一句：“阿叔，请问东门菜市场怎么走？”

老头吐了一口烟，拿烟杆朝东边指了指：“往前走到十字街口，左拐，再走两百米就到了。南塘市场嘛，你去了就能看见。”

“谢谢阿叔。”

周秉文按老头指的方向走。

十字街口左拐之后，路两边的铺子渐渐多了起来——卖布的、卖杂货的、卖农具的，还有一家门口摆着几口大缸，缸里腌着咸菜和萝卜干，咸酸的气味飘到街上，引得几个路人围过去看。再往前走，人声渐渐嘈杂起来，空气里混进了一股浓烈的咸腥味。

菜市场到了。

说是市场，其实就是一片露天的场地，搭着几排低矮的竹棚，棚下摆满了各种摊档。

地上湿漉漉的，到处是烂菜叶、鱼鳞和污水，踩上去黏糊糊的。

卖菜的在左边，青菜、瓜果堆在竹匾上，水灵灵的，菜叶上还挂着水珠。

卖肉的在右边，但肉摊很少，只有两三个，案板上摆着几块五花肉和排骨，用纱布盖着——因为要凭票，肉摊上的东西不多。最热闹的是中间一排卖海货的，咸鱼、虾米、鱿鱼丝、干贝，一样样摆开，空气里那股咸腥味就是从那儿来的。

周秉文放慢了脚步，目光在那些摊档之间扫过去。

之所以要来这里，是有原因的。

母亲叶淑柔已经帮他找好了门路，只需要按部就班做就好。

母亲说的地址他记得很清楚——“宝安县东门菜市场东侧第三档，干鱼摊，杨伯”。

他假装在看菜，步子却一点一点往东侧挪。

东侧第三档。

他数过去的。

那是一个不大的摊位，竹匾上铺着晒干的黄花鱼、马鲛鱼和鱿鱼丝，旁边的箩筐里装着虾米和干贝。

摊主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，瘦，皮肤晒得黑红，戴一顶破草帽，帽檐压得很低。

他正坐在摊子后面的小马扎上，手里捏着一根烟，没有点，就那么捏着，拇指在烟卷上来回搓。

周秉文在那摊子前面蹲下来，假装在看竹匾里的干鱼。

他的心跳得很快，但他让自己尽量看起来像个普通的顾客。他伸手翻了翻竹匾里的黄花鱼，压低了声音说了一句：

“淑芳让我来的。”

淑芳是他大姨的名字。这是母亲告诉他的接头暗号。

他把那句话说出来的时候，嗓子有点干。

他不知道对面这个人是不是杨伯，也不知道“淑芳”这个名字到底管不管用。

他只是把母亲交代的话原样说了出来。

那个男人捏烟的手顿了一下。他没有立刻抬头，只是继续搓那根烟卷，搓了大概有五六秒。

然后他开口了，声音又低又哑，像是在喉咙里闷了很久才放出来的：

“这虾米不错，潮州来的，要多少？”

周秉文心里那块石头落了一半。

他接上话：“称半斤。”

杨伯把烟卷别到耳朵后面，站起来，从摊位底下抽出一张旧报纸铺在案板上，拿小铲子从箩筐里铲了一堆虾米搁在报纸上，过了秤，然后一边包一边低声说话，嘴唇几乎不动：

“下午三点，人民路拐角那家茶楼，二楼靠窗。有人等你。”

他把包好的虾米递给周秉文：“两毛三。”

周秉文从裤兜里摸出两毛三分钱放在摊面上，接过那包虾米，站起来转身走了。

整个过程不到三分钟。

他走出菜市场的时候，背后那股咸腥味还在风里飘着，他的手心全是汗。

卧槽！

真刺激！

那包虾米被他塞进了挎包侧兜里。

他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，脚步比来时快了一些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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